杨伯达：玉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奠基石
“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”，古人总是“比德以玉”。在今人看来，玉器虽然告别了“巫玉”的神秘和“王玉”的尊贵，但它依然是人们珍爱的装饰品和首选的辟邪
物，它象征着安全、幸福、和谐。在北京奥运会的奖牌中，也融入了玉元素，足见玉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。故在玉界泰斗、文博大家杨伯达先生看来，
玉文化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。
敝人对上万年玉文化的悠久历史颇为感兴趣，怀着对“玉德”的无比敬仰之情，经友人引荐，敝人结识杨伯达先生，并聆听他与玉结缘的如玉人生，有感于他那献身文博，如痴如迷的探索、研究玉文化的精神，故作本文，聊以记之，以示对先生的尊重。
出国考察 结缘文博
“哈哈，谢谢您刚才的美誉。我看到你采访叶佩兰的文章，正如叶佩兰所说，我们这一代故宫人可以说都是故宫培养起来的人。”杨伯达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，爽
朗的笑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这就是传说中玉界泰斗杨伯达？看着他那神情朗达的样子，我不由松一口气，先前担心杨先生年纪过大未必能接受笔者长时间访谈的
担忧一扫而空。杨伯达先生留着长发，脸色红润，看不出已是八旬开外的人，作为文博大家他平易近人，一点架子也没有，他用平缓的语气细说了他那如玉人生的经
历……“我是在1956年4月到故宫，当时我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副主任、支部书记，属于平级调动。叶佩兰是高中毕业分配进来的，当时他们那批人
来了十几个人，起点不一样的，我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，而他们是从头学起。”他说。
念了四所大学才完成学业，这就是杨伯达曲折的求学经历。因为战争的原因、区域的转变和大学的合并，他在大学期间是一直处于游走的状态，四年的战争他一直是
学员，并念了四所大学。第一所大学是山东大学；第二所是华中建设大学的文艺系，当时分四个大科目包括：文学、戏剧、美术和音乐，杨伯达是在美术系，浙江美
术学院副院长的黎滨洪先生是他的老师；第三所是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美术系，系主任是罗工柳和王式廓老师，艺术学院院长是光未燃，他是《黄河大合唱》的作
者，这都是解放前的大学。解放后他念的最后一所大学是华北大学美术系，他师从彦涵和魏田霖先生学美术史。
一个学美术史的人怎么去研究博物馆学？看着我们疑惑的表情，杨伯达笑着说，原来在他进故宫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博物馆了，他不仅在课堂上学到了东欧的美术史
是什么样的，还曾经赴前苏联、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学习，亲眼看到一些重要的典型艺术品。以前，苏联和保加利亚的科技是走在中国前面的，他很幸运能有机会到
这些国家学习，当时能出国的人是很少的，而且出国的态度不一样，有的就是去逛逛、开眼界或是镀金的，而他则是去学习，抓住这个机会认真的学习。换句话说，
他是在无形中进入了一个博物馆的大课堂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。
在前苏联的一个博物馆里，馆长正亲自接待中国学习团，他向参观者详细介绍了这个馆的历史规模和影响。接着一个讲解员仔细的讲解着每件陈列品的历史及艺术特
征，他讲解的质量是很高的，如果参观者有疑问的话，可以打断他的话请翻译转述并解答。后来得悉这个讲解员是博士，参观者感到很震惊。一个中青年人拿着笔，
快速的记录着，这个中青年便是杨伯达。他在苏联莫斯科参观了20多个博物馆，包括后来补上的普希金博物馆和彼得格勒博物馆，他记录了厚厚的一本笔记。他所
记录主要有两点：一是看文艺复兴期的古文物和古希腊的古文物；第二个是看他们怎么去展览展示的。从此，杨伯达便开始与文博结缘。
扎身故宫 玉界泰斗
回忆起出国考察那段经历，杨伯达说，回国时有一段经历影响了他的前途。考察团到了长春之后，他们没有直接回北京，团长要大家都下车，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
等都安顿好了，团长宣布大家写总结，因为一般情况下，参观考察活动后当时是有很深感触的，但是回去后就写不出东西了。他们在长春大概住了十几天。杨伯达想
自己是搞陈列的，于是把笔记整理、归纳了一下，写了一篇《苏联博物馆陈列介绍》的文章并发表。当时他29岁，只有7年的工龄。后来他还写了一篇《苏联工厂
美术》发表在工人日报，后来他才知道，这篇文章是中苏友协转到工人日报的，而且连载了四次，中苏友协还写了一个编者按（推荐性质的），因为他有专业知识，
哪些地方处理得好都有详细的介绍。因此，他在博物馆届就有了一小点名气，所以便有博物馆邀请他去做报告。所以说，在进故宫之前他已经有很多博物馆的经验。
人一旦出名，各种各样的机会便随之而来。杨伯达拥有较丰富的博物馆经验，因此，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都争先请他去帮忙，但杨伯达考虑到自己不是学革命史
或历史专业，没有长处，而且这些博物馆保密性太强，好多资料都不能用，没办法做工作，于是便拒绝了他们的邀请。刚好这时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决定让杨伯达转
到对外文化联合委员会，开展对外文化的工作，虽然他以前也接触过德国的展览，他的日文也还可以，但是英语和德语都不好，于是他自己便退居二线，让一个科长
负责，后来就想离开工作室去故宫工作。
杨伯达已经有三个国家博物馆的调查工作经验，他又想去故宫工作，并且又懂中西美术史，在展览上还有点经验。有一次和故宫博物院吴院长见面，杨伯达问吴院长
说要不要他到故宫工作，吴院长很高兴的说“欢迎欢迎”。就这样杨伯达就轻而易举到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当副主任，而陈列部主任便是大文学家唐然教授。杨伯达学
的是美术史，所以对文物不是很熟悉，在进来故宫之前他已经意识到要转行了，只是以为做与美术相关的工作或者是另外延伸的一些东西，后来才知道要改行做文
物。可以这么说，当时他对文物是一窍不通的，文物学和美术史是完全不同的，专业跨度太大，这使他倍感压力，况且吴院长又很器重他，他觉得自己不能不讲义气
啊。所以就决定留下来好好学习，当时故宫人都没有接触到国外的新兴事物，眼界很窄，因此他就决定不再留恋过去，重新转行做文物。
诚然，人的成功是带有偶然性的，但是必须还要有充分的准备和擅于捉住机会的敏锐与果敢。刚来故宫不久，幸运之神即降临到杨伯达的头上，这使得他与玉器结
缘。故宫有一批清代玉器需要整理，吴院长决定了三个人：一个是杨伯达，另外两个是故宫的老研究员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，他们三个一起工作，取长补短。因为要
给玉器分级别，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看了一万多件清代的玉器，这差不多是故宫的三分之一。清代玉器是什么样的，故宫里记录的年代不准确，但两位老同志都有自己
的艺术经验，就这样一天看三四十件，慢慢的杨伯达也就懂了，他也开始提意见。所谓“实践出真知”，杨伯达已经能辨别出这件作品的年代、玉质和做工。这虽然
是一次学习，但是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。
中国的艺术真是包罗万象，从古到今，杨伯达学到很多的历史知识。在文物方面他很尊重基层的意见，因为基层的老故宫人有着几十年的经验。杨伯达是个善学习的
人，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他慢慢的提高，他还很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，渐渐的他成为玉器鉴定界的权威专家、泰斗，并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。
玉文化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
每天晚上杨伯达都会把图书馆的书借出来读，图书馆是每天晚上十点关门，他也就每天看到十点，因为看书看得很入迷，都忘记时间了，管理员看灯还亮着，就问谁
在里面，杨伯达就说他还在，马上就走。渐渐的他们越来越熟悉，管理员也就不问了，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杨伯达把所有能看的、需要看的书都看了，包括文献、考
古、评论、美术史的书。
杨伯达搞行政工作后，工作轻松了不少。每天开完会、检查完工作后，他一看十点，干吗呀，下库吧，就这样他把文革之前积累的问题慢慢的开始解决，在这期间他
写了很多好的文章，编写了《中国美术全集》包括玉器、金银器、玻璃、珐琅器分卷，还有《元明清雕塑》和《清代院画》的半部前言。
为了编写《中国美术全集》，杨伯达组织了一个编委会，他是主任委员，为了这个工作，他看了很多书，看完之后就发现玉器不是一件器物的问题，而是一种文化。
书编写完之后，玉器的研究还是要坚持下来的，干脆就专门组织一个机构来研究玉文化，于是他们就组织一个玉器研究委员会，把对玉器的研究扩大化。经过几次讨
论，大家一致认为玉是有文化底蕴的，中国文化的第一块奠基石就是玉文化，并总结出“玉灵魂、金文化”是中国文明的祖先。
玉器研究会有关玉文化的研究开了五次会议，并出版了四套书，刚开始认同的人很少，甚至好多人都报以怀疑的态度。最后一套《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上、下
册》荣获2007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文集奖。从文革结束以后，杨伯达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玉文化上，从文化的角度看玉器，他的研究基点是很高的，承认玉的基
因和板块，玉经历了巫玉、王玉和民玉的三个阶段。“现在玉文化的正式研究有十年了，中央的舆论和考古界的朋友也逐渐的认同玉文化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的
研究是没有国家资助的，靠我们自己筹集资金。”杨伯达高兴的说。但现在官方对玉文化的研究并未重视，比如故宫有书画研究中心和陶瓷研究中心，可就是没有玉
器的研究中心，这说明对玉文化的研究是不够重视的。
对玉的点、线、面的概括是杨伯达最近研究的重点，他说，玉文化是古老而知新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，玉器还是有辐射力和影响力，就拿这次奥运会来说，奖牌就
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青玉、白玉、碧玉三种工艺的奖牌，它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中国人喜欢玉是本身的体现，是中国人本身的生理结构造成
的，中国人的体内是有玉的基因，外国人就没有这种基因。
玉沦落为玩物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杨伯达说，现在重要的是要把玉文化普及开来，但还是要通过这些玉器来体现，比如中国人喜欢在身体上佩戴一些玉镯、玉
牌。大家戴上玉就感觉很安全、很幸福，为什么去破坏它呢？中国传统观念是提倡“德”，即做一个君子善人，如古语说“君子付之，玉璧不响”，这种观念源远流
长的。
来源：人民网 |
